所有伤害都是历练,流尽眼泪也是徒劳。

最终不过,有限温存,无限辛酸。

 

我拒绝成为一个幸福的人,有了幸福便有了恐惧。
  
你现在恐惧了?
    
是的,我恐惧——因为你,我害怕死去。

——《琥珀》

 

两千一零年八月- []

两千一零年八月,这是张小c来到北京整四年的年月。22岁的小c已不怎么能记起18岁的小c幼稚而纯真的脸。

独身,贫穷且自由。对活着失去兴趣再兴趣满满,最终达到不想死也不想活的中间平衡。在不间断反复的情绪里,小c脱胎换骨地成长。

小c并不上进,可是努力;并不美丽,可是善良;并不明晰前路的方向,可是从未停止自己的脚步;并不相信爱情,可是确信爱的美好。小c越来越隐忍,越来越安静,你越来越看不清她,你又觉得她是个很特别的姑娘。

小c被当成大龄文艺女青年,被揶揄,被嘲讽,被指责眼光高。你在迷恋于小c温暖微笑的同时发出这姑娘刻薄冷漠的叹息, 小c无辜的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。

不过这些都是无所谓的,两千一零年八月,小c独居于广院,听悲伤的歌,看幸福的电影,做无动于衷的人。

 

愿我不再被河蟹。- []

我很好奇在我放弃这里的两个月里,常常被谁想起。

也不能说放弃,当想要表达的只字片语被河蟹到底,我自个儿没出息的失去了表述的欲望。

换一个选择便是拼命与人说话,我将人与人面对面的交流视为仅存的救命稻草。

然而这又是一次无疾而终的尝试。欢乐褪去,我走不进任何人的世界,任何人也走不进我的。

所以我回来了。

愿我不再被河蟹。

 

每个人都需要一些转折点,  
像是听音乐的方向,衣着品位,思想...  
也许是一个人,一个点,一句话,  
让你有了新的视野,另一种选择,  
这些的综合,是我们转变或进步的依据,  
我要谢谢那些对我造成影响的人,事,物,  
使我成为现在的我.  ——范晓萱

最近大部分时间都在与人愉快的交流中度过。我从未觉得自己是能如此与世界好好相处,不知好景能持续几日。现今抛弃敏感多疑,至少是不再写敏感多疑的文字,该是个不小的进步。

为别人着想,为自己活着。对世间的离别深信不疑,因此才会相依。离别在即,与其以文字感慨,不如多多珍惜还能在一起的日子,把所以尖锐和刻薄收敛干净。

 

5.12- []

汶川地震。

生活了四年的宿舍。

百味杂陈的电音教室。

从中国传媒大学电子音乐制作专业滚蛋的日子。

512这三个数字在大学生活的记忆里,永不会忘却。

 

    逃避之后,还是要面对

记者:《孔雀》里的姐姐特别想去当兵,而你自己当年入伍,也是出于梦想的力量吗?

李樯:不一样的状况。高中快毕业时,我特别担心考不上大学。当时,我们班里只有前五名才考得上大学,我成绩不好,觉得自己肯定是考不上。同时,考大学似乎是命运给你安排好的道路,这让我感到压抑,感觉我的人生受到了限制。同时,我特别想离开安阳,所以选择了当兵。可能是青春期的叛逆心理吧,也有逃避的心理。

记者:后来你报考了中央戏剧学院,曾经那么不愿意面对高考,怎么你又去面对了?

李樯:逃避解决不了问题。1987年我是文艺兵,工作就是唱唱歌、跳跳舞。那是我人生独立生活的开始。当时生活很艰苦,冬天没有暖气,很冷。总是需要下基层演出,基层是更艰苦的地方,给山区的战士演出时,满目荒凉,颠沛流离,像流浪剧团似的。

当兵一年后,我有新的感悟:做人必须还是要有文化,我虽然暂时离开了安阳,算是逃离了一个地方,但未来怎么办?当兵这个选择依然解决不了未来的问题。原来不想考大学,但是,不考还是不行。如果现在当兵,退伍后慢慢奋斗,或许也是一种选择,但这毕竟不如考上大学后更捷径一点。如果再不考大学,那么再过几年我退伍后必然回到安阳再找份工作谋生,那样的话,等于我的人生又重新回到了那个小地方。

想明白这个问题后,我就决定要考大学。当时,对于报考什么专业也没有过多地考虑,自己是文艺兵,似乎理所当然地应该去报考艺术类院校。听说中央戏剧学院是艺术类院校中很棒的,就报考了。考试时,根本没有人辅导与指点我,也许是瞎猫撞死耗子,买一本文艺辞典,猛背一通,迅速普及专业知识。专业课的成绩不错,但是,文化课的成绩不好,就被大专班录取了。

记者:考上大学后,是否觉得自己的路顺畅了些?

李樯:刚开始,挺高兴的。未来,毕业时,我总该有一张文凭了。但不久后,我就发现:对我所读的这个专业——文学写作来说,文凭是不起作用的。文学不是一种纯粹技术,不是像理科工科那样掌握了公式与定理就可以循章而行的。写作的知识来自生活、来自人生,不是有一张文学系的文凭就有了写作的通行证。毕业后,我很迷茫,我写什么呢?读大学前,我几乎没有写过什么东西。当兵时,我狠命地写日记,记录自己的生活。

记者:考大学时你几乎还是处于一种懵懂状态中,还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能做些什么。是这样吗?

李樯:也许吧。但有一点还是确定的,我清楚自己的目标就是要做一名编剧。我从小就喜欢看电影,看了很多苏联电影,看多了自然有一种讲故事的冲动。但至于自己究竟能否做编剧,还需要用时间去证明。

    我不想做堂·吉诃德,与风车为敌

记者:1992年,你从中戏毕业了,分到北京战友话剧团做编剧;两年后,你又转业回安阳做编剧;半年后,你辞职回到了北京。按理说,你有两次做编剧的机会,怎么都放弃了呢?

李樯:这问题很多人都质疑过,甚至包括我自己。我在中戏学习文学写作,读了大量的艺术书籍,特别倾向于写一些私人性的题材,而部队的剧本创作侧重于一些公共题材,我不太适应。我的个性里实在缺乏共性创作的东西,总觉得那些不是自己想写的东西,内心很矛盾,很分裂的。转业回老家文化局的创作室,别人觉得我是学编剧出身的,到文化局是非常对口的。我的工作主要是创作民间戏曲,河南豫剧。但我觉得我不会写这些东西。我在大学学的是话剧、电影编剧。我还是想写自己真正想写的题材,与内心有关的故事。

记者:放弃两份稳定的工作后,你是否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?

李樯:似乎离自己的目标更近了,没有了束缚,可以自由地写自己要写的东西了。但在物质生活上,一直是走下坡路。部队与文化局的工作相对来说是很稳定很优裕的,待遇比较好,可以按部就班地过日子。在别人眼中,是非常不错的差事。虽然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,但自己毕竟还是要面对一些必须的缺憾,那是很残酷的事实。离开部队,我的户口从北京被打回老家;离开文化局,我成了京漂一族,没有固定的工作、收入与住房。这样,前几年的奋斗在一般世俗意义上,算是白费了。后来想想挺可怕的。那时可能是年少气盛吧,把个性看得高过某些东西。

记者:个性是成就梦想的基础,哪怕暂时缺失现实的定位,也要保全自己的个性,似乎就是“我之为我”的依据?

李樯:或许如此吧。人不能什么都要,要得到什么就一定要付出代价。我放弃的是一种必然,某种确定的生活,得到的是可能性——你再努力,就可能成为自己要成为的那个人的可能性。

记者:那种必然是你所害怕的,或者是刻意规避的吗?同样都是做编剧,写东西,它与你自己的目标很你死我活吗?

李樯:虽然同样是编剧,具体创作的剧本题材类型不一样,就几乎是两重天了。我在安阳文化局时,熟人认为我是从北京来的,肯定有很大的门路。其实,我自己都没有摸到真正的出路呢。这是很惭愧、很悲哀的事情。

我母亲有个朋友,一辈子都梦想拍一部电影。他把用毛笔小楷写得端端正正的剧本给我看,想让我推荐给导演拍摄。他的剧本写的是古代题材,但不是很规矩的剧本,几乎是诗歌的写法。我看着他花白的头发,心里难受得很。在他眼里,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,可以在文化局的创作室做编剧,而我并不以为自己幸运,甚至害怕自己的未来比他更不幸。“他会不会是我未来的一种征兆呢?”我很悲观地想:“我和他会不会都是堂·吉诃德呢?执著于与想像中的风车斗争,丧失了现实的成功与欢乐。我非常恐惧自己成为像他那样的人。见了他后,我实在无法忍受内心的恐惧,坚决地辞职了。

记者:辞职时,你确定未来能写出你期待中的剧本吗?毕竟,当时的你没有出过成型的作品?

李樯:辞职时,有人如此批评我,“话剧团的工作你辞掉了,文化局的工作你也要辞掉,这么多年也没见你写什么东西,你是不是心比天高,好高骛远?” 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,号称要成为优秀的编剧,却没有作品问世。在别人眼中,我是一个莫名其妙、没有人生面目的人。甚至有人指责我是狗熊掰棒子,捡了这个,丢了那个,最终的下场将是什么都得不到。我不能说辞职时我就那么确定最后的结果是成功,我只能清楚那些我所不要的东西是什么,在拒绝与否定中,尝试着找到自己真正能做的事情。

记者:这类似于史铁生的小说《务虚笔记》的说法,人一般不能说清楚爱情是什么样的,却很明白爱情不是什么样的?

李樯:(大笑)对。我对未来有期待,这个期待的实现肯定要通过否定当下的某种现实开始。如果一开始就对现实低头,就不会有未来的一切了。

    彻底绝望时,浮躁退场,文字现身

记者:回到北京后,你是否就提笔写了?

李樯:我是怀着希望回到了北京。但是,具体要写什么我还是不太清楚。懵懂中,我觉得北京的机会多一点吧,可以让我完成剧本与电影的愿望。先要生存下去,我去一家报社做编辑。后来帮一批学生写了话剧《小王子》,但没有任何稿酬。

记者:作为编剧,你有一个很惊人的记录,写《孔雀》前七年几乎没有作品问世?那么长时间不写东西,你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吗?

李樯:当时我房子租在南城,而工作单位在北京北四环。上下班要倒三趟公共汽车,花将近两个小时。一天,路过国贸桥,看着汹涌的人群,我开始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是好高骛远。北京的大街上有那么密集的人群,自己在其中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,我对我所坚持的目标产生了怀疑。那么多人在为了生计而过着飘摇不定的生活,瞬间,我怀疑我是否错了,我是否应该在话剧团、文化局继续待下去,做着一份安稳的工作。那么多人,一个萝卜一个坑,但我就是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。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,个人与人生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呢?我开始探究形而上的问题了。

记者:你想过放弃自己的追求吗?

李樯:最终没有放弃。我想来想去,发现自己还是只能写作。我觉得我再从事新的行业已经晚了,好像除了写作我别无所长。1996年后,我又辞掉了编辑的工作,一心一意地写作。

记者:你曾说过1997年之后的两年是你最糟糕的两年,你当时究竟是怎么个状态?

李樯:那两年时间,我一直在酝酿,在试图创作,却没有成功。这么多年,从1992 年开始,我的生活一直处于精神漂泊的状态。每次春节回家,家人都会问:你今年都干了些什么?我不知如何回答,虽然我明白自己一直在积累。我一直没有挣到钱,没有职业面目,几乎等同一个流浪汉。现在回想起来,其实我一直处于对人生、对写作的积累时期,处于对人生形而上思考的时期,云絮状的思想团在编织它们的样子。表面上,因为世俗意义上各种表征的缺失,我几乎成了一个不合时宜的人。我的家人认为我的前途已经岌岌可危了,他们认为我的生活一直很虚无,我的命运很缺乏安全感,动荡不安。内心与外在的双重压力使我很焦虑,精神状态非常不好。我经常处于一种自闭的冥思中。有时,连续睡一个星期觉不起床,暴饮暴食,密集地看书看碟,似乎睡一个星期不起床就能够躲过什么似的。觉得自己很无用,是一个多余的人。

1999年,我彻底绝望了,我一直以为我对北京是怀有贪婪之心的,北京仿佛是一块巨大的蛋糕,我要吃它,却无从下口。1999年深秋,我真的觉得自己无法向家人与自己交代了。我只好告诉自己:这样的生活是在虚度年华。一跺脚,我又回老家安阳了。

记者:跌落到谷底后,是怎样反弹的?

李樯:1999年回安阳时,坐的是临时加车,开得极慢,原本七八个小时的火车坐了十几个小时,车上几乎都是非常贫穷的人,坐这种慢车的人也只能是穷人,农民与民工。我看着他们,脑海里是人生百态。我觉得我跟他们没有什么区别,都是被生活湮没的人。感慨万千之余,我还是不甘心,回安阳后跟父母说:北京太喧嚣了,我要回家安静地写东西。父母很高兴,认为我终于要干正事了。那时,我真的已经山穷水尽了,我一定要写一个完整的东西出来。我一直以编剧自居,那么我总得有部作品啊。不管这个作品能不能被拍成电影,我都要去完成它,也算是给自己这么多年来的折腾一个交代。我就这样开始写起了《孔雀》,三个月完成了初稿。

记者:刚开始写不出来,是否是太急于要写了,而忘却了生活本身也需要脚踏实地地去经历?后来怎么一下子就写出来了?

李樯:写作跟别的事情还不太一样。不是想,不是光靠努力就能做成的事情。要有阅历、要有思想的能力,还要有定力,更要在文字面前能够忘我。刚开始,我太记得我了,而后来,当经历了坎坷后,沉淀下来,能认识到生活本身比个人的所谓成功伟大多了,这才能忽略掉那个焦躁的“我”,看到他人的生活。《孔雀》里写的都是记忆中人们的生活,当然有艺术的虚构在里面。

    确定自己的位置后,平和地生活

记者:有的人看完《孔雀》后,觉得压抑;而有的人感动得大哭;多数评论则倾向于《孔雀》表达了一代人追求梦想的勇敢,直面苦难的勇敢。很多人猜测那是不是你的自传,认为你是其中的弟弟,而你否定了,你说“我最不可能是弟弟,倒有可能是姐姐或是哥哥”,或者你是否把你经历中的几种现实与可能分别赋予给他们了?

李樯:肯定不是自传,但某些内心经历可能是共同的。在现实的有限与贫瘠前,我最反对弟弟的做法,他取消了自己的生活。而姐姐可以是我的过去,哥哥的方式则是我喜爱的。

记者:写了《孔雀》后,你的作品一部接一部问世,而且是不同类型的,有喜剧、闹剧与正剧。现在,你的生活状态发生了什么转变?

李樯:现在,没有什么可以较真儿的了。我很平和地生活、工作——有充分的自由度写自己想写的东西,而且很顺利,跟吴宇森、许鞍华导演都有新的合作。

记者:回首过去,你对那个精神颠簸中的李樯有什么要说的吗?或是告诉所有正在追求路上彷徨的青年几句经验?

李樯:(笑)你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前,命运无论如何都会捂着你。在这之前,你是不可以妄自菲薄的。你也不可以自以为是,你只能慢慢地去发现你的天性中能成形的部分,不断尝试去成就它。现在回想,我过去经历的一切坎坷,都是成为编剧前人生安排给我的课题,怎么面对人生的选择、平凡与不平凡、艰辛与荣耀,怎么认清自己……解决了这些课题,才能跨越期待中的自己与现实的自己之间的鸿沟。

 

 

娱乐致死- []

北京阴霾了十几日,奔忙了一阵,天暖了、晴了,也到了不得不和学校死磕的时候,一直被屏蔽的严肃类毕业作品创作已经没有多少可躲避的时间了。

两台电脑一起抽风的情况发生的很短暂,时机也很对,没耽误干活也没耽误论文。五月中旬前要短暂的结束和学校的所有狗屁关联,毫无疑问我会顺利毕业,然后有活干活,没活出走,及时行乐一番。将如此状态保持下去,我就绝对不会变成个抽烟喝酒的怨妇。

这世道一天乱过一天,想要不背弃道德准则的愉快生活,那就远离新闻、远离艺术从业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,社会矛盾的问题不是什么党的问题,是人的问题,传统文化观念造就的问题。所有人一起娱乐致死吧,反正都得死的,你说对不对。

亲爱的老大,祝你明天生日快乐!不许不想我,一定要想我,谁让你不小心成为我生命中美好又重要的一部分呢,哈哈哈哈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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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25日记:暖了、晴了都是幻觉。《东风雨》归来狂风大作。

 

午夜的汽笛- []

在有资本熬的时候拼命,把活干得干净利落,这样以后在说到“谁没有过苦熬的日子”的时候才会心有底气。

夜初上,街上无人访,爱人在何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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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孩问男孩:“你喜欢我有多少?” 

少年想了想,以平静地声音回答说:“就像喜欢午夜的汽笛声那么多。” 

少女默默地等着他说下去,一定还有什么话要说的。 

“有一天半夜里,我忽然醒来。”他说:“正确的时间不知道,大概是两点或三点吧,但那时是几点并不重要。总之,是半夜里,我独自一个人,没有谁在我旁边。你试想像这种情形。四周黑漆漆,什么都看不见,没有一点声音,连时钟的针刻着时间的声音都听不见--也许是时钟停了。而我突然感到自己被隔离在一处遥远的谁也不知道的地方。我体会到在这广大的世界上,没有谁爱我,没有谁跟我说话,没有谁会想到我。即使我就这样从世界上消失了,也没有谁会发觉到吧?就像被装在大铁箱沉入深海的心情。因为气压我觉得心脏痛,痛得几乎会撕裂成两半--那种感觉你了解吗?” 

少女点点头。大概是了解的吧。 

少年继续说:“这恐怕是人活着所经验的最痛苦的事情之一吧,我真的悲伤得要死。不,不是死了也罢了,而是就那样下去,箱子里的空气稀薄,事实上真的就会死掉。这不是比喻,是真的。那是在半夜里,一个人独自醒来时的意思,你也了解吧?” 

少女又默默地点头。少年稍微停顿了一下。 

“不过这个时候,我听到远远的地方有汽笛声。那真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汽笛声。铁路到底在那里,我不知道,就是很远很远。微微的声音似乎听见了,又似乎听不见。但我知道那是火车的汽笛声,不会错。我在黑暗里静静地谛听着。于是,那汽笛声再一次传到我的耳里。然后,我的心脏不痛了,时钟的针开始移动,铁箱子慢慢浮上海面。这都是由于那小小的汽笛声的关系,由于那又像听见又像听不见的微微的汽笛声。而我爱你,就象那汽笛声一样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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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天已大亮回宿舍的路上听到村上春树的这个故事。疲惫睡去。

醒来,余一场停水停电停网的噩梦。

 

越来越X- []

看不到Corinne Bailey Rae,Jack Johnson,也不用想Dave Matthews Band和Muse.看看美偶和超级星光大道就能让我满足了。

老天不让我看林忆莲,赐给了我一场汪峰。《北京北京》响起的时候,彻底被这个爷们儿的声音感动了。

现在想想还真不能把自己的激动点兴趣点提那么高,伦敦纽约说近不近说远不远,可也不是轻易就能飞来飞去的。

一定要面对自己的生活。目前最重要的就是,如何在八、九个小时的会上消耗时间。

做电视会变傻,我现在挺傻的,不知道会不会越来越傻。宋祖英老师的《越来越好》总是不停的飘响在耳边啊~~~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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